中國人從“和”而來。為了追求和實現“和而不同”其樂融融的理想社會，中華民族先人千百年來一直進行著不懈的努力，中華儒學有豐富的和的思想智慧。宋明以來興盛的徽商“賈而好儒”，他們不僅僅是“以儒術飾賈事”，而且基本上是在努力把經商做生意作為進行儒學道德自我完善、實現人生價值、完成生命終極關懷的一種手段。徽商對于儒學中關于“和”的思想，心仰之、躬行之，有許多精彩的議論和出色的實踐。清代僑居于揚州從事兩淮鹽務的大徽商汪應庚，富比王侯卻不是一般唯利是圖的守財奴，其人史載對社會公益奉獻巨大，為人“處心積慮，常以汲汲濟人利物為心”[1]，“濟人利物”,努力使自己的人生對別人、對社會、對生存的世界有好處，這就是中華民族的和諧理念。這種和諧理念使徽商對商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明代在通州、泰州從事鹽業的歙縣大徽商黃鑒十分鄙視商場中那些只知搞點小機巧、孜孜于在鉆營中謀利的商者，他說“此輩卑卑取富，益目前耳！”[2]要做真正的大商人不是這樣的，真正的大商人是什么樣的？“當種德也。德者，人物之謂也”[3]。為商是為了做種德有德之人，是為了實現人生價值。世人對徽商的這種理性提升是十分關注和首肯的。他們認為“天下之勢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焉”[4]，“其業則商也，其人則豪杰也，為豪杰則洞悉天下之物情，故能為人所不為，忍人所不忍”[5]，“為商者轉敦古誼”[6]。

????徽商這班“豪杰”在“敦古誼”、追求“和諧”方面，有許多出色的實踐。

?????????????????????????????????????????????一

??徽商在經商過程中比較突出地強調“以義為利”，堅守誠信商德，努力維護和創造良好的商業秩序。明代成化間歙縣徽商汪忠富在教導兒子為商時說：“職雖為利，非義不可取也”[7]，正是在這種“以義為利”思想指導下，許多徽商，人在商而“無商商之心”，把一個“義”字詮釋得光彩奪目。祁門善和里徽商程神保以妻子佐助的蠶織簪珥之資30金前往福建做生意，有一次福建商人賣藍染料時誤算多給了他五十石，左右的同行以為這一下神保可發了意外之財了。程神保雖本小利微,對此卻并不動心，說：“這位老板記錯了出此失誤，我可不能昧心！”立即把那老板叫回來，說清情況，如數還給了人家。程神保在做生意中好不容易積累了700余金，在楚地經商時，恰遇其地連年饑荒，百姓貧病不堪，程神保心存惻隱，對于無法還貸的一概不再追取，幾年下來，只剩下百余金回家。為了一個“義”字，700金成了百余金，人家錢越賺越多,而他卻是錢越賺越少，只求了個心安[8]。休寧米商劉淮在嘉湖做生意，遇上了當地災荒饑饉，當時劉淮倉里正有些積米，同行都以為，這一下劉淮可以乘機抬價好好撈一把了。劉淮卻堅決地表示：“不可”。他說：“有什么能比得上讓這里的老百姓度過災荒緩解饑困這個‘利’大呢？”他不僅不囤積居奇，而且馬上減價售糧，并開設粥廠廣濟災民[9]。清代休寧米商吳鵬翔從四川運了幾萬石米到漢陽時，恰遇漢陽大饑荒，人們都認為吳老板這批米可以乘機漲價，獲得比平時多好幾倍的利潤。可是吳鵬翔卻出人所料，“悉減值平糶”，吳鵬翔沒有賺到錢還貼了錢，而他的米卻發揮了大作用，“民賴以安”[10]。有一次吳鵬翔買到了百斛食用的香料椒，后來發現這批椒有毒無法食用，供貨商也想將貨要回去。吳鵬翔怕他將椒收回去后賣給另外的商人仍會害人，于是仍舊如數付款，自己親自將椒付之一炬[11]。清代婺源茶商朱文熾，“性古直”，他到珠江賣茶，由于交通不便，耽誤了賣茶時機。對于積壓的茶葉，在交易文契上，他總是十分誠實地寫上“陳茶”二字，以示不欺。那些茶行經紀人極力地勸他不要這樣做，認為把陳茶當新茶賣可賺更多的錢。朱文熾面對利的誘惑，牙儈們的壓力，仍“堅執不移”，20多年朱文熾為此虧耗了數萬金，即便如此，朱文熾“卒無怨悔”[12]。明代歙縣米商胡山，在嘉禾做販米生意。這年大饑荒，斗米千錢，同行們紛紛在好米中“雜以苦惡”，以次充好，賺昧心錢，還要胡山也一樣弄鬼。胡山同情災民，“持不可”。結果，那些奸詐者由于狠命往好米中摻雜質，引來了蟻啃蟲蛀，質量太差，沒人肯買而折了大本，而“山獨免”。胡山由此而悟出：“天理二字，五常萬善莫不由之”，生意人應該以義為利，“存天理，遏人欲”，他干脆將其店堂名為“居理”堂[13]。明代嘉靖萬歷年間歙縣徽商許世積，曾和一個米商一道做販米生意，一年下來，利潤很可觀，可是許世積卻堅決不再和這個人合作了。有人對此不解，許世積才解釋說：“這個同行大斗進小斗出，在買賣中喜歡搞點詭詐手段，用這種辦法賺錢謀利，即使發大財也并非我的所愿”[14]。他開當鋪，總是規矩經營，有急需者愿多出利錢作交易，許世積卻說：“我只要既定的2分利息就足夠了”，從來不乘人之危得利。在經商過程中，有個生意人欠了許世積的錢反而惡人先告狀反控到官府，官府審清了案子，罰此人雙倍賠償，許世積卻覺得清白已還，錢財就不再追究了，來了個“義讓”。而其夫人則更為大度，看到對方家里生活窮困，還私下讓人給他家里送了點糧食[15]。歙縣徽商江承封“性豪爽，重然諾，”他在揚州一帶做生意，平常極重誠信，“與人交不設城府，族人業鹺邗上者，寄以轉運重任，公膺人之托，實力經營，數十年無私蓄”。他生怕這種誠信商德湮沒不傳，特地請名流寫作了《信錄》一書，令以傳世。據史料記載，在整個徽商群體中，堅持以義為利，堅守誠信商德，努力營造良好商業氛圍的并不是個別事例。明末清初歙縣“治鹺兩浙”的鮑雯在自己的經營活動中，堅持“一切治生家設智巧、用機詐者”一概“摒棄不用，但推至誠待人，人亦不之欺，其后漸致贏余”[16]。婺源徽商洪勝以一展大丈夫生平之志的氣概投身商場，始終堅持“慎取與，重然諾”，“商旅中往往藉一言以當質券”，義舉“指不勝屈”[17]。歙縣鹽商黃瑩為商“通大義，不效世用一切狙詐術……誠一所致，業饒聲起”[18]。休寧程瑩幼而為商，“不舞智以籠人，不專利以取怨”[19]。歙縣鹽商吳良宦業鹺浙中“寧奉法而折閱，不飾智以求贏”，寧可因守法規矩做生意而虧本，也決不用狡詐手段謀取非分之財，人稱古之君子[20]。歙縣許文才經商謹遵故訓，對祖輩承襲下來的良好商德倍加寶愛，“茍役于利而違于親，雖日贏千金不愿也”。如果只知鉆錢眼而有違祖規，即使日進千金也不能干，他“貿遷貨居，市不二價”，“信義服人”，所以在市場上，人們總是很愿意和他做交易[21]。歙縣豐南吳廷尚棄儒從商，其母親對兒子的贈言是“嗇取卻贏為廉賈”。一個“嗇取”、一個“卻贏”，反映了儒商之家對待錢財的理性態度，做“廉賈”，是他們的高尚追求[22]。歙縣布商吳南坡販布堅持一個信念：“人寧貿詐，吾寧貿信，終不以五尺童子而飾價為欺”，始終如一的赤誠待人，終于使其布業在市場上贏得了較高的信譽，四方之人一入市，只要見是南坡字號的布，爭著進貨，都不用驗看“精惡長短”，生意十分紅火[23]。

???古往今來，經商為利，義利矛盾無法回避。提倡道德制衡，“以義為利”、“以義取利”，提升商業理性，“嗇取卻贏為廉賈”，大家都遵守約定的游戲規則，誠信做人，“利他人而得利”。就能形成良好的商業環境，形成商業社會的和諧。許多徽商用自己的踐行，努力追求自身心理的和諧，進而營造商場的和諧，這種商業理性的自覺，給人的啟迪是深刻的，有其現實價值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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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徽商史料，記載了徽商在其故里、在其經商之地發財之后，總是非常熱心于社會公益，向社會慷慨捐輸，多行“義舉”。資深徽商研究專家張海鵬等認為：在中國歷史上，還沒有哪一個商幫能像徽商這樣對社會公益做出如此巨大的貢獻。據許多典籍、史志、家譜族譜記載，許多闖蕩天下獲得財富之后的徽商，都十分熱心地在家鄉、在經商之地修橋筑路、恤孤寡、拯貧弱、助學興教，或捐屯餉、設義倉、助軍輸，特別是在災荒之年和國家急難之時，更是傾其所有，竭力奉獻。旅揚大鹽商汪應庚僅在乾隆三年大災荒時，就首捐萬金備賑，又以米三萬多石獨立展賑一個月，救濟災民無數[24]。歙縣大徽商鮑漱芳僅在乾隆十年大災荒面前，就捐糧十萬石，救濟數十萬災民，還捐金三百萬修堰護壩，捐銀六萬五千兩疏浚河道修理河閘，其他修里社、筑水壩、置義學、修路開河，置義冢、助婚葬，“義行不可枚舉”[25]。其父鮑志道僅捐修家鄉紫陽書院、山間書院一次就花白金一萬一千多兩[26]。徽商們熱心社會公益的捐輸“義舉”，有這樣幾個特點。

???第一，深受程朱理學思想影響的徽商，為商的目的是為了“做人”，做生意是“做仁事”，他們大多在金錢觀上比較理性，聚財講“財自道生，利緣義取”、“以義制利，以義為利”、“見利思義”，散財也主張積而能散，“該出手時就出手”，說是“儻來之物，侈用之是謂暴天，吝用之亦為違天，惟其當而已矣”[27]，徽商舒遵剛認為見義不為是無勇，要因義而用財，那種在“義”面前“吝惜而不肯用財者，和奢侈而濫于用財者”，都是同樣不會做生意。這種聚而能散的錢財觀，既是儒學“仁者愛人”理念的踐履，也是一種商業理性的延伸。

???第二，徽商的大量公益“義舉”，雖然有不少是為了家族、宗族、鄉黨，封建宗法和鄉土觀念濃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更多的“義舉”，惠及的已是經商所到之地或更廣地域的百姓，其封建宗族性已逐漸淡出。體現出的是一種“仁心濟世”的人文關懷。徽商們以自己的財力，支持社會慈善事業，置義倉、興義學，摸索扶貧濟困的辦法，等等，實際上是在構建當時的鄉村和社區社會保障機制。各種徽商熱心社會公益，動機可能并不單一，但客觀上都有利于當時鄉村的宗族、鄉親鄰里和地域的人際和諧。明代崇禎庚辰年歙縣糧商吳午慶運了上千石麥子到云間做生意，恰逢其地大饑荒，由于青黃不接，百姓鳩形鵠面，道中相屬，“民饑勢不能待旦夕”，天天都有人餓死。吳午慶見此災情，立即將船上的麥子一人一斗全都救濟了苦難中的災民。在清順治庚寅年，他販米到毗陵，又恰遇上這里遭水災，他又立即拿出糧食，設粥廠救濟逃難的饑民。當時，這個地方的富人對賑災不是很熱心，這時看見吳午慶救災的場面，一些富人也被感動了，都說：“吳公只是行商路過此地，尚且能不忍坐視災民之困，我們這些人和受災的鄉親同為桑梓，家里也還有點積累，如果再不拿點出來救救災，豈不太慚愧了！”于是富人們也積極盡力捐賑救濟災民，使當地百姓的災情得到了較大的緩解[28]。這是徽商“義舉”改善社會風氣的一個例子。

???古往今來，包括商家在內，財富來源于社會，該得到回報的也應該是社會。而當今名列胡潤百富榜前十名的廣州房地產大富豪，雖擁有財富百億元，卻不僅在社會捐輸方面不大出名，而且還欠稅2800萬元之多。在2004年，我國個人所得稅1700億，其中65%都是工薪階層所回報，富豪們個人所得稅的交納只占很少的一部分。這種財富獲取和回報的失衡，突出地反映了如今少數為商者人文精神的某些缺失，也同時反襯出歷史上徽商對財富的理性態度之可貴。富人財富聚而能散，會聚會散，聚之有道，散亦有道，既是一種社會責任，也是一種對財富的尊重，這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和諧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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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雖為賈者，咸近士風”[29]，大多關心時世，很有社會擔當。他們對于那些“若齷齪務封殖，即一錢靳不肯出”[30]，只知不擇手段地斂財，愛錢如命的守財奴，是十分鄙視的。許多徽商不僅熱心社會公益、慷慨捐輸，在家鄉、在經商地也多樂善好施、敦鄰睦族，以和諧的態度對待問題，以和諧的方式處理糾紛和矛盾，對于鄉村和諧、社區和諧多有奉獻。

???清代婺源王悠熾，和房叔、房弟等合伙做生意，各湊了500金為資本，他的房弟王悠軫生意不順，虧了本，王悠熾為了幫助他度過難關，用自己的股本抵了他的虧欠。村里潘某人在他手里貸了400金往蘇州做生意，不久就血本無歸，潘某無顏見江東父老，不愿回鄉了，王悠熾認為生意場上勝敗乃兵家常事，經商不順就一去不歸，他家里人怎么辦？悠熾于是再貸銀兩讓他想法賺一點，后來潘某終于回家和家人團聚了。潘某回家后，討債的人很多，潘某急得生了病，為了幫助這個眼看要遭難的家庭，王悠熾又親自上門，當著潘某的面將借券燒了，安慰他放心調養。逼債者見王悠熾竟這樣寬厚待人，也有些慚愧，不再死死逼迫潘某，潘某一家因此得以生存[31]。明代休寧徽商程鑲“商游吳越”，生意興隆，資財“雄于一鄉”，在吳越，人們“喜其忠信，遐爾歸心”，很有社會影響。他在家鄉“選宗之賢（者）各出三百緡創為會約，嚴立章程，號曰‘正義’”，在鄉村創立了專門為鄉鄰排難解紛的“正義”文會，“凡直人之枉，恤人之乏，均于此取資焉”。他在臨終前，還念念不忘告誡子孫：自己從來就立志要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儒商，要愛惜聲譽，“崇本黜奢”、“毋作佛事”、“明經修行，以善繼述”[32]，叮囑子孫努力維護好的鄉風。清代歙縣的程善敏經商致富歸里后，也能“總一鄉之約，衡一鎮之平。排難解紛，立綱陳紀，秉公扶正”[33]。歙縣新館的鮑立然，從小沒了父親，棄儒經商，和哥哥在杭州做鹽業生意。家里有幾幢大房子，他免費讓族中人居住。乾隆二十七年，徽州績溪大旱饑荒，有的饑民絕境之中搶了富人家的米，社會上訛傳百姓要鬧事，府城太守慌忙前往探查，準備彈壓，路經新館鮑立然家，當時鮑立然正好經商回家，說起此事，鮑立然極力辯析，說：績溪民風素來淳樸，俗云“唯有績溪真老實”，決不是什么“民變”，這是饑荒讓災民餓急了。我愿意捐幾千金購糧平糶，百姓有糧食吃了，就不會有什么騷亂了。果然鮑立然的舉動，平緩了百姓情緒，“一邑以安”[34]。清嘉慶間績溪余文彬在衢州做生意的時候，也恰恰遇上了當地大饑荒，街面上刮起搶奪之風，把總慌得緊閉城門，士兵們都盔甲刀槍整齊，準備應付“民變”。當時浙江西安縣令是歙縣人許執中，余文彬立即找到這位徽州老鄉，提出：解決這樣的事情，千萬不可以動刀動槍，激化矛盾，百姓只是饑荒餓極而過激，不是什么“造反”，只要有糧食平糶就可以消弭變亂。余文彬提出自己先捐200石糧食給各位商家帶個頭。許執中和把總商量后，采納了余文彬的建議，號召商家捐賑平糶，安撫百姓，就這樣使得局勢得以和緩，社會獲得了安定[35]。清同治間黟縣湯永懿在祁門經商，當時，和祁門相鄰的江西浮梁一些船戶和祁門人爭埠頭，越鬧越兇，這些船戶們已聚集成群，準備械斗。湯永懿見情勢危急，立即出面找到事情的謀劃者，“動以利害，曉以大義”，極力勸阻，坦誠地說：我們黟縣百姓吃糧多靠你們江西供應，你們誠信販糧，不雜沙水，徽州人得到不少實惠。有問題好相商，不難解決。在湯永懿的努力調停下，爭埠頭的矛盾終于得到和平解決[36]。像這樣關心民生，力促社會安定和諧的徽商還有不少。清乾嘉間婺源洪輯五由儒而商，“其為人也，輕資財，重然諾，義所當為，毅然為之，不撓于俗論，有古君子風”，凡是鄉里有爭吵糾紛之事，“必盡言排解之始快”，對那些桀驁不馴難剃頭的主兒，他也極力調停，還常用自己的錢財，私下進行平停，有的長期相持不下，自己填付的錢財收不回來也從不計較。洪輯五以高尚的人品受到了社會的敬愛，被推為“群商領袖”[37]。

???社會矛盾的化解，總是要靠社會各方面的寬容、忍讓、理性。徽商表現出來的社會擔當和社會責任感，他們為那個時代社會的和諧所作的努力，給我們以深刻的教益和啟發。（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