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是怎么產生的

古徽州之地叢山環峙，少平原曠野，宋代以來，山多田少人眾，即使富人也無多少可耕之田，這里雖是宜居的環境，卻歷來不是生產基地，生存的壓力使得徽州人必須面對客觀現實，“十三四歲，往外一丟”，經營四方以就口食，從“寄命于農”轉向“寄命于商”。

古徽州處萬山叢中，茶、漆、竹、木等物產豐富，加上以新安江為代表的水系連接四境，四出無不通暢，為商品的販運交換提供了有利條件。

宋以后，國家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重心在北方戰亂之中南移，江南經濟進一步發展，臨安（杭州），建業（南京）等都城建設需求很大，為徽商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廣闊的商品市場。

明以來王陽明實學思潮主張“士農工商”“皆有用處”，“商賈何鄙之有”，進一步促成了徽州人沖破傳統賤商觀念，改變了傳統的習俗，使“經商”“遠游”成為風氣。

以上四個方面的原因促成了徽商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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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的名稱始于何時？

徽州人很早就外出經商，宋代就有號稱“祝半州”，“十萬大公”、“十萬二公”的徽州臣賈。而成群結伙出遠門做生意，形成徽州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局面，在經商之地形成很有影響的徽州商幫，則大致在明代中葉。“徽商”之稱也在這一時期開始流行。

作為在中國各大商幫中很有影響、獨具特色的徽州商幫，明代中葉以后，他們在經商之地抱團結伙，以血緣、地緣、商緣、文緣為紐帶，形成了松散的地域性商幫。他們建徽州會館，制訂經商規條，供奉朱熹夫子，以眾幫眾，相互扶植，積極融入當地社會，維護商眾利益，凝聚了徽州商人的力量，促進了徽人經商事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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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徽州，前世不修，

十三四歲，往外一丟”

這是明清以來，廣泛流行于徽州民間的一首民謠，（各個縣版本不一，內容大致相同），說的是：前輩子沒有修來好運，生在徽州這么一個山多田少人眾、謀生艱難的地方，于是只好還不到成年，就痛別父母，背井離鄉，出遠門做生意找飯吃，就必須千辛萬苦地走出徽州馬頭墻去闖蕩天下了。

這首民謠，比較通俗而又很實在地道出了徽州人選擇商途的原因和艱辛，是我們理解徽商勤儉創業、艱苦開拓徽駱駝精神的一把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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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的資本和積累

徽州人外出經商，“非席富厚而賈”，不是有錢而去賺更多的錢，不占資本優勢；“非生而善賈”，不是生來就有經商的本事，并不占經商技術的優勢。徽商大多是小本經營、販運起家。其資本，或祖上遺積，或兄弟、宗族中人合股，或徽商婦妝資相助，其資本積累的方式，也和西方資本主義起始階段亦商亦盜或者殘酷壓榨工人血汗甚至開辟新大陸進行種族滅絕的血腥資本原始積累方式不同。他們一般在長途販運中打時間差和地域差贏取利潤，靠搶抓商機開拓經商領域，靠誠實守信建立良好營商環境，靠地緣、文緣建立暢通的商業網絡，靠賈而好儒擴大影響。根據日本徽州學家的研究，徽商資本有七個方面的主要來源。其資本積累的方式，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現實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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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鉆天洞庭遍地徽”

“無徽不成鎮”

這是兩句形容徽商在明清全盛時期影響很大的民間諺語。“鉆天洞庭遍地徽”是說湖北洞庭商人以“鉆天”的功夫走遍大江南北，“遍地徽”則是形容徽商經商范圍廣，遍于天下。明代弘治以后，徽州商人“以商賈為第一等生業”，四出為商，或海島、或沙漠，“足跡幾半禹內”，把“燕、趙、秦、晉、齊、梁、江淮之貨，日夜商販而南；蠻海、閩、廣、豫章、楚、甌越、新安之貨，日夜商販而北”，“其地無所不至”。徽商商業獨步江浙占鰲頭，運河通達到津京，馳騁關外留足跡，溯江而上進川陜，南下云貴走閩廣，海上貿易掀臣瀾，“徽行天下”的業績，形成了“無徽不成鎮”的大局面，那里沒有徽商，那里的小鄉村就成不了繁華的市鎮。徽商對江南特別是江浙一帶的商業繁榮和城鎮化進程起了很大的推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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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貨無所不居”

徽州人經商的行業，從起始時的茶、木、漆、文房四寶等土特產的交易到后來漸漸涉足米糧、絲綢、布帛、陶瓷、藥材、刻書、漿染、南北雜貨等行業，到明中葉以后，迅速在鹽業、典業、錢莊業等領域崛起，所有商業貿易的領域，幾乎都有徽州商人的足跡，俗云：“其貨無所不居”。大致歙縣鹽商最盛，休寧徽商業典為多，績溪徽菜師傅把徽館開遍天下，婺源祁門徽商則把茶葉、木材生意做得紅火。在徽商全盛時期，鹽、典、茶、木是其最主要的四大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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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鹽商

鹽是百姓生活的必需品，最關民生，其經營利潤很高，歷來是官府控制的專賣品，官營商賣。自從明中葉朝廷實施“開中折色”鹽業新法之后，徽商及時抓住機遇，憑自身文化和地利的優勢，迅速在家門口的江浙、兩淮進入業鹽領域，擴大經營范圍。象歙縣的黃氏、江氏等家族，多為鹽業經營世家，經過幾代人的艱苦努力，明清時期，徽商幾乎操縱了鹽業貿易。在揚州，鹽業總商，徽州歙縣人常占其四。象歙縣吳養春，明萬歷間祖上就在揚州業鹽，家財巨萬；歙縣潭渡黃氏鹽業世家，明代就在兩淮業鹽，清乾隆時黃晟四兄弟成為鹽業巨富，家有易園，設亦政堂、槐蔭堂藏書刻書，事業如日中天，人稱“四大元寶”。清代在揚州業鹽的汪應庚，業鹽成為巨富，對揚州的社會公益事業有巨大的貢獻。祁門馬日琯、馬日璐兄弟在揚州業鹽致富，造小玲瓏山館，傾情于文化事業，是乾隆間向四庫館獻書的全國四大私家之首，人稱“揚州二馬”。歙縣棠越鮑氏鹽商世家到清代乾隆間，由鮑志道、鮑淑芳將其事業推到了極盛，成為最有社會擔當、急公好義、奉獻社會卓著的儒商。特別還有歙縣江村的江氏鹽業世家，數代承襲揚州鹽業總商，乾隆間江春兩任兩淮鹽業總商，六次乾隆南巡“接駕”，“以布衣上交天子”，捐輸巨資，官居一品，而且是兩淮眾望所歸的詩文名士。在揚州的徽州鹽商富可敵國，文人寫道：揚州之盛，實徽商開之。乾脆稱揚州為徽商的“殖民地”。連皇帝也感嘆：“徽商之富，朕不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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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典商

質劑典當行業，也是獲利頗豐的一種商業。官府對典當利息有政策規定。當時福建商人也有不少開當鋪，但常常利息很高，且經商態度不佳，所以“民情最不喜福建”。徽商開典當鋪，大多只取利一分、二分，不超過朝廷規定的三分，加上經營靈活，所以人們比較喜歡徽商開的當鋪。明代嘉靖間歙縣巖寺的汪通寶在上海買房子開當鋪，他為了方便顧客交易，當鋪四面開戶，客來四面迎之。他還制定店約，要求店員在經營中按規矩營業，不要摻假，錢不可短少，“收子錢勿入奇羨，勿以日計取息”，規定了一些方便顧客、堅持誠信的店規，于是人們爭相交易，“人人歸市如流”，甚至鄰郡縣的百姓也趕來交易，汪通寶的當鋪生意興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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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茶商

徽州山區氣候適宜，最適于茶葉生長，自古出產好茶，松蘿、大方、屯綠、祁紅、婺綠、毛峰都是古來茶中名品。徽商把茶葉生意北邊做到關外和俄羅斯，南邊做到閩粵和海上。大學者許承蕘的祖上，明代正統年間就到關外販茶。被馬克思稱許的著名中國理財官王茂蔭就出身于在北方業茶的茶商世家。黟縣西遞大徽商胡貫三也是繼承祖業，業茶、米、布、瓷，成為江南六大首富之首。績溪龍川的胡沇源在泰州業茶，幾代人的艱苦創業經歷生動地反映了徽商創業的艱難和商運系于國運的現實。在清道光年間徽州鹽商從興盛的巔峰走向衰落之時，徽州茶商還東進上海，南下廣東“發洋財”，出現了吳榮壽、周仲友、余干臣、朱文熾等一大批著名茶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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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木商

徽州山區多產好竹良木，不少徽商從事竹木業販運，將山中竹木捆成竹筏、木筏，順新安江、閶江等水流外運，從事這種生意，灘險浪急，“命懸一線間”，艱難而風險很大。婺源香山程文昂放筏新安江中，將山中木材運到浙江嚴州、杭州出售，他首創用竹筏制纜，扎筏牢固，因以致富。有的徽商還憑自己的文化優勢，取得販運“皇木”的專利，利用機會發了大財。不少徽州木商，遠涉四川、云、貴，在深山大川拚木雇工，做大宗木材生意，有的甚至有筏工幾百上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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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米商

徽州本地對糧食需求量大，加上產糧地和出售地糧食差價有利潤空間，徽州人從事米糧生意的不少。他們“權低昂，時取予”，把糧食運往缺糧區，“利他人而得利”。明代歙縣米商胡山，在浙江嘉興開糧店，大饑荒之年，別的米商在米中摻雜，賺黑心錢，胡山則堅持不坑蒙害人，結果那些米商因米中摻雜，引來蟲蟻聚食，吃了大虧，而胡山“獨免”，胡山深有感慨，說：天理二字違背不得。還把居室命名為“居理堂”。休寧米商吳鵬翔販米到湖北漢陽時，正遇上那里受災，他不僅沒有乘機抬高米價，囤積居奇，反而將幾萬石米全部“減值平糶”，解了災民之急。他還買下了八百斛有毒的食用胡椒，付之一炬，堅決打假。當然也有個別米商只想著“十年積谷為兇年，一升米糶十升錢”，有個新安米商叫白楚，販米到吳地，當地災荒米價上升，他還要囤積居奇，算卜想再多賺點，結果不小心失火，反而虧了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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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布商

和徽州緊鄰的江浙，是蠶絲和棉花產地之一。徽州人做布帛生意的也很多。明代歙縣西溪南的吳良儒，就是在淞江以帛布起家。大學者戴震，從小就跟隨父親往江西南豐販布。休寧汪寬也是在上海祥泰布莊發家的大徽商。歙縣巖寺的吳南坡，在販布時堅持“人寧貿詐，吾寧貿信，終不以五尺童子而飾價為欺”，他的布質量上乘，價格公道，信譽極好。每到一地，人們一見“南坡”字號，根本不用打開檢驗，搶著扛了布就走，“南坡”成了誠信的著名品牌。徽商在上海打造的品牌“祥泰毛藍布”，曾行銷全國和東南亞、法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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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雜貨商

南北雜貨聯系著百姓的日用民生。許多徽商，在做雜貨生意中成為大富，元未明初休寧人程維宗，在屯溪八家棧造店房四所，屋四十七間，“居商賈之貨”，是屯溪街繁盛的肇始人之一。屯溪的鄭吉人在老街開設鄭景昌南貨店，并在上海、杭州、寧波等地開分店，擁資20余萬，店員60余人，人稱“皖南三昌（隆昌、森昌、景昌）第一昌”。績溪周綏之在浙江孝豐開設“周茂興”雜貨店，艱苦創業30年，成為安吉、孝豐巨富，人稱“周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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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經營方式

徽商經營方式比較靈活，長途販運、囤積、質劑、獲取商貿專利、組合資本（或貸本、或合資、或委托）等等，善于利用地域差、時間差，“其時無所不騖，其算無所不精，其利無所不專，其時無所不握”，善用“孫子兵法”，“本大道為權衡”，明代歙縣巖寺的阮弼，賈于蕪湖，發現蕪湖百業興盛，惟獨染業是個空缺，于是和同人集資，從事漿染，轉運販賣于蕪湖、金陵間，獲利數倍。在彩色紙暢銷時，又在蕪湖設立染局，召染工漿采，節省了費用又增加了利潤。阮弼把染業生意做到吳、越、荊、梁、豫、齊、魯之間，被推為商界祭酒。明代休寧的朱云玷，則在福建“課鐵冶山中”，在那里開采鐵礦進行冶煉，雇工開設冶鐵工場。歙縣豐南吳天行在揚州業鹽，在金陵開當鋪，在運漕開雜貨店。歙縣曹霆聲，經營造紙、絲綢、典當、百貨、茶葉，商號分布上海、天津、沈陽、漢口、西安、山西、杭州、宣城等地，人稱“曹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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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的特色

徽商是在中國明清時期十大商幫中最具特色的一個商幫。

徽商最重要的一個特色是“賈而好儒”。在經商活動中，徽商“一以郡先師朱子為歸”，以朱熹集大成的儒學理念指導經商實踐，講究“以義為利，義先利后，以義取利，”“職雖為利，非義不取”，講究誠實守信、提倡商業理性，重視為商中的“做人”，重視文化的作用，對文化教育事業傾情奉獻。塑造了一代中華儒商的形象，形成了令世人矚目的“徽商精神”，產生了影響巨大的“徵商文化”。黟縣舒遵剛經商睱時必讀《四書》、《五經》，認為：生財有大道，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見義不為無勇。在做生意時，“無市肆狡詐之習。居家儉約”而樂于社會公益，經商之地百姓多受其惠。

徽商出遠門作生意，大多以家庭、宗族、血緣、親緣、地緣為維系紐帶，以眾幫眾，不搞內訌，宗族色彩較濃。明代歙縣富澤王氏家族，先后有王友森、王友標、王廣進等兄弟、父子結伙進軍閩粵，前赴后繼發展事業。歙縣雄村曹氏鹽商世家、江村江氏世家，潭渡黃氏世家、棠樾鮑氏世家，方氏世家、許氏世家、汪氏世家，都是以宗族為強大支撐的經商世家。

徽商發揮文化優勢，以商助學，以學興官，以官護商，官、學、商三位一體，良性互動，疊相為用，“以儒則市甲第，以賈則市素封，以奕則市國手”，許多徽商家族，既是巨賈之家，又是顯宦巨室，同時又有文名。象雄村曹氏鹽商世家，五世一品；胡雪巖則人稱“紅頂商人”，江春集總商、一品、文士于一身，等等。

徽商第四個特點是，熱心社會公益，慷慨奉獻社會，極有社會擔當精神。在中國還沒有那一個商幫對社會慈善事業象徽商那樣作出過如此巨大的貢獻。象江演、汪廷璋、汪應庚、閔世璋、鮑志道、鮑漱芳、胡貫三、李宗煝等等都是“汲汲濟人利物”的大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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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好營商好效好便好”

黟縣西遞徽商之家有楹聯“讀書好營商好效好便好，創業難守成難知難不難”，在這里，如果將“效”好便好解釋成只要“效益”好就好，基本上是錯誤的。對聯講對仗，動詞對動詞，“效”應該是“仿效”的意思，讀書也好，經商也好，最重要的是“仿效，做人”，跟好學好，跟衰學衰。徽商是儒商，特別重視為商中做人的準則，強調“種德”， 強調“利緣義取”， 徽商在經商所到之地，都供奉朱熹夫子，崇奉朱熹理學，追求人生之大“義”。徽商對商業理性的追求，對人文理性的追求，都在這一個“效”字上表現了出來。所以婺源茶商朱文熾販茶，陳茶就老老實實寫上“陳”字以示不欺，即使虧本數萬金也“卒無怨悔”。而許多徽商在各類災害來臨之時，也都能爭先恐后，捐賑救災，一展“仁心濟世”的儒商胸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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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商業經營管理特色

徽商在商業經營管理中，為了發展事業，有自己的一套經營管理特色：

重視正己正人的“形象管理”。歙縣鮑志道大鹽商針對揚州商場竟相侈華的陋習，“懷獨行君子之風，矯革鹽商侈汰舊習”，用自己的節儉為社會作榜樣。

重視人際調節的柔性管理。徽商“以儒術飾賈事”，深受儒學柔性管理思想的影響，在經營管理中比較突出地注重人際關系的協調與和諧，“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徽商程某，在江淮、湘楚、西安做生意，合股經營者常數千人，程某善于協調，大家都樂于聽程某安排。

徽商重視建構規劃的契約管理，雖然徽商極重“信義”，一諾千金，但在經營實踐中也在努力建構嚴密的管理制度，“恐口無憑，立字為據”，大量徽商契約文書的產生，把柔性管理和剛性制度、文字契約結合，使商業管理更為規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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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的歷史貢獻

徽商的歷史貢獻主要有：

徽商創造了中國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跡，所創造的巨大物質財富，富甲天下，顯示了在中國商品經濟發展浪潮中，徽駱駝們的主觀潛能、人的創造和智慧才能的巨大發揮。

徽商賈而好儒，用自己的崇文實踐鍛造了一代中華商魂的儒商形象，形成了“徽商精神”和“徽商文化”，徽商對商業理性的提升，至今仍有現實啟迪意義。

徽商對文化教育的傾情投入和奉獻，促成了徽州文化在明清時期區域整體全面發展，達到新的歷史輝煌，使徽州文化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特定時段的典型代表。

徽商的經商事業促進了兩淮、江浙城鎮化的進程，廣泛影響了江南社會習俗和民風。

徽商商游天下，為徽州人才的培養和成長創造了一個嶄新平臺，形成了徽州人才“長于內而成于外”的格局。

徽商勇敢挑戰海洋，和國際接軌的嘗試，給大國崛起之路提供了有益的歷史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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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駱駝?? 績溪牛

“徽駱駝”是世人對徽州人艱苦創業開拓進取精神，特別是對徽商精神的一種形象概括。胡適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以“我們是徽駱駝”、“努力做徽駱駝”的題詞，對徽州人、對徽商勤儉開拓、艱苦奮斗、負重致遠、百折不撓、堅毅頑強品格加以稱頌，“徽駱駝”成為徽州人、徽商精神的生動形象。當年徽商闖蕩天下，“一賈不利再賈，再賈不利三賈，三賈不利猶末厭焉”，不達目的決不罷休，承傳和弘揚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中華民族精神，在中國“商”的發展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績溪牛”形容績溪人奮力拼搏、踏實苦干、競競業業、永不松勁的徽州人品格，“一犁耕到塝不回頭”的牛勁，和徽駱駝精神一樣，都是徽州人品格的生動寫照。績溪人在海內外憑自己的一手烹飪絕活，老老實實從徒弟伙計干起，小本積累，把徽菜館開遍大江南北，“一根桿面杖打到蘇門答臘”，創造了徽商的事業大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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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精神

徽商是中國歷史上的儒商，那些只知坑蒙拐騙、唯利是圖、不擇手段掠取錢財的“商人”，那些只知快快發財、除發財以外再也不知道有別的什么幸福的“商人”，都不可與之同日而語，徽商用自己的經商理念和不懈的實踐，鑄成了至今還可以讓人細細品位的徽商精神：重商、好儒、擔當、奉獻。具體說，就是：

崇文向善、務實求真的人本精神，

勤儉努力、艱苦創業的奮斗精神，

敢為人先、開拓進取的創新精神，

重義誠信、有道經商的敬業精神，

審時度勢、出奇制勝的竟爭精神，

以眾幫眾，協力同心的團隊精神，

仁心濟世、愛鄉愛國的奉獻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