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什么要紀念戴東原？

? ? ? ? ? ? ?方利山

今年是中國杰出思想家戴震（戴東原）誕辰300周年。我們按照習近平總書記“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指示精神，很有必要為這位平民思想家作一回隆重的紀念。戴東原為民富民，勇于為民發聲吶喊，情系民生，以富民為本；治學求真求是，修辭立誠，志在聞道，學高德馨，是徽州文化中和朱子、胡適、陶子等一樣令世人矚目的文化巨擘。

? ? ? ? ? ? ? ? ? ? ?為民富民

300年前（農歷1723年底），戴東原出生在徽州休寧隆阜賣布的貧苦負販之家，勤奮自學，十七歲有志聞道。身處后儒理學思想桎捁的封建社會，最了解底層百姓的辛酸疾苦，青年時即受族豪迫害，避走京師，南北流離。社會經歷煉就了他的“狂狷”個性，戴東原苦苦求索社會治亂之“道”，終于發狂要打破后儒心中的“太極圖”，決心為平民百姓質疑數千年上、下、尊、卑的封建等級社會，發出了“后儒以理殺人”的振聾發聵的控訴。戴東原寫作《原善》、《緒言》、《孟子私淑錄》、《孟子字義疏證》等著作，猛烈地抨擊“后儒冥心求理，其繩以理嚴于商韓之法”、“天下受其害者眾也”、“酷吏以法殺人，后儒以理殺人”的社會現實，大膽地指出“在位者多涼德而善欺背，以為民害”、“亂之本，鮮不成于上”，揭露封建統治者鼓吹“存天理，滅人欲”其實是剝奪平民百姓生存權、發展權的真相，揭露宋儒“理學”之謬，將“理”還歸于本真，指出宋儒“理欲之辨”“適為忍而殘殺之具”，主張“體民之情，遂民之欲”，?捍衛平民百姓的生存權、發展權，以疏證先哲著述的方式，著力論證平民百姓向往幸福美好生活的正當性和合理性，憧憬“省刑罰，薄賦斂”、“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居者有積倉，行者有囊糧”、“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民富國強的“王道仁政”理想社會。戴東原倡導“平恕”的新理學，其哲學思想解放的啟蒙意義，石破天驚，發展了儒家的“民本”思想，成為了不起的啟蒙先驅，是十九世紀的一道曙光。

在戴東原之后一百四十多年，魯迅先生在《狂人日記》中再次揭露千百年的封建禮教“吃人”。

戴東原以思想家的大無畏勇氣，不懼封建專制鐵幕殘酷，不僅在哲學上撥亂反正，提出“正人心之要”的新“理”學，為平民百姓發聲，矢志不渝，而且心心念念關注民生，治學以利民、富民為本。在徽州家鄉，他學老師江永造汪口“曲尺堨”利民，在屯溪珠塘設計了“珠塘壩”水利工程以解城區水患；戴東原還作《贏旋車記》、《自轉車記》，變通古法，教民制作龍骨水車，用于徽州山村澆田御旱。戴東原用情用心于中國“水地”之學，修纂《直隸河渠書》、寫《水地記》、幾十年堅持不懈校理《水經注》，因為它直接關系民生。就是在四庫館整理西方傳入的典籍時，戴東原也總是念念不忘是否“有利于民生”。戴東原認為：“西洋之學，以測量步算為第一，而奇器次之。奇器之中，水法尤切民用”，“固講水利者必資也”。那些西人所著典籍中記載的精巧器械之類，對其中的“裨益民生之具”，實在應該“錄而存之，固未嘗不可備一家之學也”，而對洋書中那些僅供嬉戲的奇器淫巧之術，似則不必過于關注。戴東原這位平民思想家，不論在朝在野，時時心里都是裝著“為民”、“富民”。

戴東原在關注徽州文化中的“徽商”文化現象時，他最早注意到：“徽商”人物群體這些創造中國經濟發展史奇跡的“徽駱駝”們，大多有社會擔當，為民熱心奉獻?；丈逃幸粋€非常突出的特點，那就是：“生民得山之氣，質重矜氣節，雖為賈者，咸近士風?！被丈屉m然以做生意賺錢為職業，但大多能誠信經商，“以義為利”、“宜他人而得利”，行為舉止象志在為民的士大夫豪杰。戴東原對“徽商”“賈而好儒”這一特色的深刻揭示和熱心頌揚，亦是戴氏對“富民”這一君子品格核心念茲在茲的反映。

我們現在努力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講“人民至上”，“以人民為心”，需要大力提倡為民富民理念，戴東原為民富民的思想和實踐，正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突出體現，紀念戴東原，就是要承續這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求真求是

戴東原是清中葉皖派樸學的領軍人物，“前清學者第一人”。戴東原樸學以求真求是為標識，他廣治天文、物理、生物、地志，文字、音韻、訓詁、考據，強調首在“識字”，“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力求“十分之見”，反對輕語言文字，“鑿空言理”。主張為學“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但宜推求，勿為株守。戴東原曾考證“光被四表”的“光”，即與古本“橫被四表”的“橫”同義，論述詳實，后被錢大昕、姚鼐、戴受堂、洪榜、段玉裁等多位學者先后舉證言其所說不誣。戴東原曾詳考古代禮器，著成《考工記圖》，后來江西發現的古鐘所記，竟與之相合。

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求真求是是做人的根基。戴東原治學精神給我們以深刻的教益。

?????????洗冤除塵

大學者戴東原對宋儒理學的深刻批判，在當時如暗夜驚雷、洪水猛獸，一班理學衛道者在戴震義正詞嚴的批駁中氣急敗壞，群起圍攻。指責戴東原“大逆不道”，咒罵戴東原斷子絕孫。他們嘁嘁喳喳，弄出一個“戴襲趙《水經注》學術公案”，指斥戴東原剽竊趙一清《水經注》校理成果，污水鋪天蓋地，誣陷戴東原人品。當時一貫主張“拿證據來”的大學者胡適路見不平一聲吼，和梁啟超等人一樣，從1924年起即不停地搜集文獻資料，匯聚各類《水經注》版本，極力為這位蒙冤莫白的思想家平反昭雪，胡適用了幾十年時間，收集了幾十種《水經注》校理版本，寫下了幾百萬字的相關信扎、文論、文稿，這些材料在《胡適年譜長編》十冊中竟占了四冊，胡適指出：戴東原是眾所周知的正人君子，“修辭立誠”，“不茍、無憾”，不可能“襲趙”；戴東原校理《水經注》二十多年，獨自發明校理《水經注》區分經注的六條義例，創獲很多，不屑“襲趙”；戴東原在四庫館校理的《水經注》，經比對，與趙校本“異多于同”，沒有“襲趙”。胡適特別指出：幾個“權威”的“火氣”、無據的推理，釀成了冤案，必須要“辨冤白謗”。胡適發現中國傳統的法理有很大的缺陷：即沒有為被告辯護的習慣，終是被告者吃虧。胡適認為這一學術考證又缺少科學的方法。上世紀九十年代，“京城第一讀書人”、徽州學家汪世清先生用胡適所說的“極笨的死功夫”，化了幾年時間，用了多種《水經注》版本，將戴、趙的校理逐一比對，撰著了四萬多字的長文，列出48幅圖表，在《黃山學院學報》發表，得出結論：戴、趙之《水經注》校理“異大于同”，戴沒“襲趙”。再次力證了戴東原的清白。

由于“權威”的影響，至今仍不時有人撰文，拿“《水經注》學術公案”做文章，喜歡對戴東原說三道四，無聊地繼續給戴東原亂潑污水，混淆視聽。我們在戴東原300年之際，實在應該再次全面了解認識戴東原這位和伯拉圖、孟德斯鳩、馬克思、孔子、孟子等等同列的大思想家，學習宣傳其“為民富民”哲學思想，弘揚其“求真求是”的治學精神，還戴東原的平民代言人之本來面貌。“洗冤除塵”，這也是我們紀念戴東原的一個重要內容。

??????????????? ? ? ? ?2023年3月9日于隆阜東原故里“近賢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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